永利皇宫- 永利皇宫官网- 娱乐城APP城商行四十年之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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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5年末交出的成绩单。资产规模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13.7%，成为继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之后的中国银行业第三极。

　　很多人以为城商行是小银行，但北京银行2017年就超过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广发银行，成为行业翘楚。

　　也有很多人以为城商行都是地方银行，但上海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早已跨省布局，版图横跨数省。

　　传统思维认为城商行盘踞城市，人员素质、经营理念、抗风险能力均高于扎根在农村的农商行。

　　可惜在2019年，被接管的包商银行，频频出现不良贷款率高企、资本补充危机的中小城商行，给这个城市银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一年，河南驻马店诞生了国内首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当时国家将其定性为群众性合作金融组织，明确要求不得办成银行。

　　不是银行，却干着银行的活——吸存放贷，拆借投资。金融的魔性令人疯狂。到1993年底，城信社高峰期数量超过5000家。

　　这些城信社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缺陷：经营管理不规范、定位不准确、经营基础薄弱。风险像滚雪球一样迅速积累，到1995年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

　　1995年初，人民银行终止批准新设城信社，推动城信社改制为城市合作银行。先行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石家庄5个试点。

　　6月22日，中国的第一家城市合作银行——深圳城市合作银行诞生在深圳市，1998年更名为深圳市商业银行。

　　这场改制行动推进得很快。1995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决定从1995年起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第一批城市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1996年将范围扩大到60个地级市；1997年12月，在东莞等58个地级市开展第三批组建工作。

　　三年时间，143个地级市、145家城市合作银行诞生，同时城市信用社数量急剧下降。

　　1998年3月，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而城市合作银行这个短暂的名称，已经被人遗忘。

　　公司治理不完善，对风险认识淡薄，乱集资、乱放款、乱拆借导致城商行整体不良率居高不下。

　　此后经过五年发展，城商行逐步摆脱原城信社粗放式经营和管理的模式，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框架，规范了内控制度和业务流程。

　　在这五年中，城商行通过资产置换、增资扩股、债务重组、收购兼并、自我消化等方式处置了大量不良资产，风险化解成效显著。

　　这一年，银监会完成全国最后一家城信社——海南临高金牌城市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工作，处置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引进投资人收购原有债务，并于2015年1月13日批复同意在此基础上筹建海南银行。

　　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都是在信用社基础上吸收、合并、重组或改制而来，从无到有，新发起设立的城商行只有两家：2011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开业的西藏银行，2016年底由新疆天山农商行发起设立的新疆银行。

　　有些银行的名字特别长，比如威海市商业银行（2025年更名为威海银行）、绵阳市商业银行、乐山市商业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雅安市商业银行、曲靖市商业银行、哈密市商业银行。一看就知道是地级市的银行。

　　有些银行的名字很短，比如上海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徽商银行，一看就觉得很高级。

　　如果你知道上海银行原名称为上海市城市合作银行，北京银行原名称为北京市商业银行，你就对现在城商行简称为四个字或五个字并不奇怪。

　　但还有一些城商行，从名称完全判断不出它在哪里。比如广东华兴银行位于汕头市，广东南粤银行位于湛江市，昆仑银行位于克拉玛依市，临商银行位于临沂市，齐鲁银行位于济南市，齐商银行位于淄博市，莱商银行位于莱芜市(现为济南市莱芜区)，四川天府银行位于南充市。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看起来就是省级的城商行：江苏银行、甘肃银行、湖北银行、吉林银行、贵州银行、龙江银行等。

　　还有些城商行从名称也能判断省份，比如徽商银行自然想到安徽，晋商银行则会想到山西。

　　这一类省级城商行，多数是在两家或多家城商行（城信社）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

　　以省为单位，通过联合重组设立城商行，是提高资本规模、做大做强的快速通道。

　　2005年，安徽省诞生了唯一一家省级城商行——徽商银行。按照6+7方案整体设计，即由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北、蚌埠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六安、铜陵、淮南、阜阳科技、阜阳鑫鹰、阜阳银河、阜阳金达等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

　　2007年1月24日，江苏省内除南京银行之外的10家地级市城商行根据新设合并统一法人、综合处置不良资产、募集新股充实资本，构建现代银行体制的总体思路成立了江苏银行。

　　2007年10月10日，长春市商业银行、吉林市商业银行、辽源市城信社等合并成立了吉林银行。

　　2010年10月，株洲市商业银行、湘潭市商业银行、岳阳市商业银行、衡阳市商业银行和邵阳市城信社合并组建了华融湘江银行。

　　2010年12月，黄石银行、宜昌市商业银行、襄樊市商业银行、荆州市商业银行、孝感市商业银行等5家省内城商行合并组建了湖北银行。

　　2012年10月，遵义市商业银行、六盘水市商业银行、安顺市商业银行合并组建为贵州银行。

　　2014年8月，开封银行、安阳银行、鹤壁银行、新乡银行、濮阳银行、许昌银行、漯河银行、三门峡银行、南阳银行、商丘银行、信阳银行、周口银行、驻马店银行等13家河南省内城商行合并组建中原银行。

　　这些早年的合并案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小银行要活下去，要么做大，要么做特色。

　　错过了合并，又缺乏特色的地方小城商行，看似高管帽子多了，自主性强，但看着地方农商行资产规模赶超了自己，想上市融资困难重重，不良资产无处腾挪，心中无不感慨万分。

　　未来要合，可能也不取决于监管和地方政府意愿，而是看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谁先倒下。

　　按照埃森哲2015年报告所预计，2020年将有20%左右的城商行将被收购或者破产。

　　资产规模不足500亿元的城商行还有十多家，如西藏银行、遂宁银行、乌海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大同银行、新疆汇和银行、新疆银行、哈密市商业银行、江苏长江商业银行、雅安市商业银行、枣庄银行。

　　早期城商行是由规模较小的城信社合并组建，初期资本规模小，又受到地域限制，吸存能力低，导致城商行资产规模普遍较小，市场占有率低。

　　到2003年末，资产规模100亿元以上的只有37家，占总数33%，规模最大的上海银行不到2000亿元，而此时国有大行资产规模已是万亿级别。

　　由于当时城商行普遍达不到上市标准，无法发行资本工具，增资扩股成为城商行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3年末，新成立的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城商行增资扩股的条件和程序，并对对股东的关联交易加强监督和管理。

　　2004年，上海银行成为首家发行次级债的城商行，募集规模30亿元。2012年全年城商行发行次级债达到700亿元，发行次级债成为城商行群体资本重要的补充渠道。

　　但次级债只能补充银行附属资本，显然不具有长效性。IPO上市则可以直接补充核心资本，而上市也是众多城商行心中的梦想。

　　2007年，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与宁波银行成功登陆A股。这是城商行上市的里程碑事件。

　　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城商行A股上市脚步放缓。徽商银行、重庆银行2013年绕道香港H股上市。2014年，哈尔滨银行、盛京银行（已退市）紧随在H股上市；2015年，锦州银行（已退市）、郑州银行、青岛银行H股上市；2016年天津银行H股上市；2016年，A股又迎来天津银行、江苏银行、贵阳银行、杭州银行和上海银行；2017年，中原银行H股上市；2018年，甘肃银行、九江银行、泸州市商业银行H股上市，成都银行、长沙银行、郑州银行登陆A股；2019年，青岛银行、西安银行、苏州银行A股上市，晋商银行、贵州银行港股上市；2020年，威海市商业银行港股上市；2021年重庆银行A股上市；2022年兰州银行A股上市；2025年宜宾市商业银行登陆港股。

　　截止目前，城商行A股上市17家，H股上市15家，其中郑州银行、青岛银行和重庆银行A+H同时上市。

　　伴随着资本的增长，城商行资产规模也开始爆发。在2019年末，突破万亿资产规模的有8家，分别为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杭州银行、盛京银行。

　　2025年末，中原银行、成都银行、长沙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也加入了万亿俱乐部。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重庆银行也临门一脚，不久也会进入。

　　资本的盛宴还在继续。2020-2025年，城商行资本补充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我国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12.39%，显著低于商业银行15.46%的平均水平，资本补充压力凸显。

　　以成都银行为例，2022年3月发行80亿元可转债，获7144.29倍网上认购，彰显市场认可。2024年底因股价触发赎回条款，成都银行行使提前赎回权推动转股。截至2025年2月5日赎回登记日，成银转债转股率达99.94%，累计转股超6.26亿股，剩余债券完成赎回，成都银行股份总数增至42.38亿股，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至42.38亿元。

　　同样触发可转债赎回条款的还有苏州银行，苏行转债于2025年3月7日停止转股。

　　除了可转债转股，增资扩股也成为城商行资本补充的重要途径。广州银行近日官宣拟开展增资扩股工作，该行2025年三季度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7.73%，较2024年末的9.1%下滑1.37个百分点，资本补充迫在眉睫。

　　湖北银行则已完成18亿股股份发行，合计募资76.14亿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国资密集入场，正成为本轮城商行资本补充浪潮中的显著特征。新疆银行、青海银行、山西银行、廊坊银行、日照银行等城商行获国资入股，地方国资成为城商行稳健经营的重要支撑。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3月6日在两会现场作出回应称：“除中央发行特别国债外，还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其中。像保险资金等都可以研究探讨。”

　　中国入世五年后，城商行陆续开始引资、引智、引技，优化股本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

　　自1999年上海银行率先引进IFC（国际金融公司）开始，到2006年底，中资商业银行共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29家，投资总额190亿美元。其中，上海、南京、西安、济南、北京、杭州、南充、天津、宁波9家城商行成功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比如西藏银行、海南银行引进交通银行，台州银行引进招商银行，九江银行引进兴业银行，邢台银行引进东莞银行，廊坊银行引进北京银行，本溪市商业银行、丹东银行引进盛京银行，日照银行引进南京银行，济宁银行引进齐鲁银行，甘肃银行引进包商银行，石嘴山银行引进杭州银行，秦皇岛银行引进宁波鄞州农商行，新疆银行引进新疆天山农商行等等。

　　除了银行，城商行在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也不再局限于金融机构，四大AMC（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本，乃至大型民营企业也对入股银行表示浓厚兴趣。

　　比如长城资管入股的长城华西银行、华融资管入股的华融湘江银行、东方资管入股的大连银行、中石油入股的昆仑银行、中粮集团入股的龙江银行、山东国投入股的德州银行、四川蓝润集团入股的达州银行、东旭集团入股的衡水银行、兖州煤业入股的临商银行等等。

　　民营资本入股城商行改善了公司治理，通过产融结合带动了银行做大做强，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然而，复杂的股权结构和背后的实际控制造成了股权乱象层出不穷，民营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必然与银行经营的稳健性背道而驰，既有的资本甚至是白手套往往也难以对银行负外部性造成的损失埋单。

　　早在2001年，宁夏银行在宁夏吴忠市设立异地支行。2002年，由江苏、山东、安徽等地金融机构联合重组而成的淮海银行也较早开始跨区域经营（后被关停）。但由于多方阻力，跨区域经营一直没有纳入监管机构议程。

　　当时人民银行考虑到城商行风险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在跨区域经营问题上比较谨慎。地方政府出于控制权的考虑，也不愿金融资源因跨区域经营而流失。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更是不愿意增加潜在的竞争对手。

　　2004年，银监会发布《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以规范城商行经营，业务发展较好的城商行被允许进行跨区域发展。监管部门的想法是要通过跨区域经营，形成鲶鱼效应，促进地方经济金融发展。

　　2005年11月，银监会批复上海银行筹建宁波分行，这是第一张城商行跨省经营准生证。2006年，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北京银行天津分行获批成立。

　　2006年，银监会发布《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按照扶优限劣的原则允许城商行设立异地分支机构。截至2008年底，全国有33家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包括省内省外)设立54家异地分行(含开业和批准筹建)、29家异地支行。

　　同年，山东省十几家城市商业银行探索组建合作联盟——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持牌非银行金融机构。

　　2009年4月，银监会进一步调整城商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使得城商行规模扩张一再提速。据统计，2010年全年有62家城商行跨区域设立103家异地分支行(含筹建)，扩张速度远超2009年。

　　城商行跨省设点多数是在2009-2011年之间完成。如果不是时任国务院王副总理在2011年两会上点名批评城商行总想跨区域扩张，估计现在北上广深会挤满城商行。

　　此后，虽然没有设立实体机构，银行同业聚集北上广深成为银保监会清理异地非持牌金融机构的伏笔。

　　在经营网点和资产规模狂飙的同时，城商行资产质量和经营风险也引来监管部门的担忧。2011年，监管层一纸公文对当时正忙于跑马圈地的城商行下了刹车令，除了个别小微专营支行外，各大小城商行清一色只能在所属省区内开设分行，新支行的开设也仅限于已开的分行范围内。

　　2013年2月，银监会在《关于做好2013年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允许城商行在辖内和周边经济紧密区申设分支机构，但不跨省区。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浪潮正式告一段落。城商行在面对监管层管制→放开→收紧360度大转变的过程中，大多处于被动位置。甚至有些本来大楼都买好了，不得不卖掉。

　　此后，只有一些走出去比较稳的银行才享有跨省设机构的特权。比如北京银行在石家庄、乌鲁木齐设立分行，江苏银行在北京设立分行。还有为数不多的城商行在经济紧密区域或中西部地区设立分行，如宁波通商银行在上海，天津银行在保定，重庆银行在毕节，临商银行在日照，齐商银行在西安，长沙银行在广州分别设立了跨省分支机构。

　　如今123家城商行中有45家城商行实现了跨省经营。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外，青海、西藏省内独有一家省级城商行，甘肃、贵州、黑龙江、湖北、湖南、宁夏、陕西在省内分别有一家省级城商行和一家省会城市城商行。

　　城商行之间的差距也逐渐拉开。资产规模最大的北京银行2017年就超过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广发银行，还有资产规模不足二三百亿元的宁波东海银行。

　　相比于资产规模，资产质量也拉开了差距，优质城商行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以下。如成都银行2025年三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仅0.68%。

　　而部分城商行不良率突破5%，拨备覆盖率不足150%，甚至资本存在缺口。甚至个别城商行年报也不能及时发布。

　　查阅2024年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有14家城商行处于“红区”。（评级结果按风险由低到高划分为11级，分别为1~10级和D级，D级表示机构已倒闭、被接管或撤销。其中，评级结果1~5级为“绿区”、6~7级为“黄区”，“绿区”和“黄区”机构可视为在安全边界内；评级结果8~D级为“红区”，表示机构处于风险较高状态。）

　　直到2020年6月26日，攀枝花日报发布一则《攀枝花商业银行关于合并重组事宜的公告》称，经攀枝花商业银行2020年度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行拟与凉山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

　　2020年，四川银行火速设立，9月9日批筹，11月7日正式开业。成立时资产仅1848亿元，不到四年就到了4334亿元。

　　201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联合公告对包商银行进行接管，这是中国银行业历史上罕见的接管案例。委托建设银行托管其业务，标志着城商行风险暴露进入新阶段。

　　包商银行事件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并非资产规模做大了就一定能抵抗经济周期。银行最终比拼的还是风险防控能力，只有挺过经济周期而不倒，才算是王者。

　　资产规模曾超8000亿元的锦州银行，因股权高度分散、内部人控制严重以及向“前首富”控制的汉能集团等民企股东发放大量违规贷款，于2019年爆发严重的信用风险。最终监管通过“两步走”的处置方案才刹住风险。

　　首先在2019年引入工商银行、信达资产等战略投资者稳住局面，随后在2020年通过成方汇达公司收购其1500亿元不良资产并进行财务重组。历经六年改革化险，锦州银行于2024年4月从港交所退市，成为内地首家在港退市的银行。

　　最终在2025年10月由工商银行全面收购承接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网点，标志着这一中小银行风险事件以“国有大行主导+市场化承接”的模式彻底化解。

　　包商银行接管事件之后，如何承接包商银行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和区外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成为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点。

　　2020年4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黄晓龙介绍，包商银行改革重组平稳有序推进。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拟设立一家新银行——蒙商银行，收购承接包商银行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

　　2020年4月2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批准了蒙商银行的开业申请。2020年4月30日，蒙商银行完成工商登记，依法设立。

　　蒙商银行是一家新设的银行，跟包商银行相互独立。蒙商银行定位为城市商业银行，经营范围界定为内蒙古自治区内，回归内蒙、服务内蒙经济社会发展。经营宗旨为扎根内蒙，依法稳健经营，建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2020年5月22日，徽商银行发布公告，该行已收购承接原包商银行分支机构设立的徽商银行北京分行、深圳分行、成都分行、宁波分行，定于5月25日正式对外营业。圆了徽商银行跨省经营的梦（其成立南京分行后政策收紧，未能再在省外设立分行）。

　　哪里，通过吸收合并经营不善的城商行来实现跨省经营，是另一条出路。前提是自身实力强劲，才有机会申请。

　　2020年12月，山西银行筹备组发布公告显示，山西银行（拟筹）是通过对山西省内5家城市商业银行进行重组合并后新设的一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2021年4月28日，山西银行挂牌成立，取代原有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等5家城商行，注册资本239.96亿元，合并重组后资产规模达到3000亿元。

　　2021年6月9日，辽沈银行挂牌成立，吸收合并原营口沿海银行、辽阳银行2家城商行，注册资本200亿元，合并重组后资产规模达2503亿元。

　　2022年，中原银行吸收合并原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进一步推动了城商行合并重组进程。

　　2024年和2025年，新疆银行分别吸收合并了库尔勒银行和新疆汇和银行，资产规模突破2000亿元。

　　这绝非终止符，充实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整合小而分散的同省城商行，“减量提质”已成为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商行的四十年，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史，也是一部风险化解、改革重组、转型创新的奋斗史。

　　监管趋势：风险防控仍为主线，精细化监管深入，金融科技鼓励与风险监管同步加强，资本补充制度化。

　　行业发展方向：合并重组继续，预计更多省份将推进城商行合并；数字化转型加速，金融科技深度融合成为竞争关键；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中小企业；差异化发展，部分银行走特色化道路，避免同质化竞争。

　　挑战：资本补充压力持续，不良资产处置任务艰巨，金融科技投入成本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机遇：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新需求，政策支持地方金融体系建设，供应链金融等新兴业务领域广阔，差异化竞争空间依然存在。

　　埃森哲2015年预测2020年将有20%左右的城商行将被收购或者破产，虽然当时激进了点，5年后却照进现实。

　　大型城商行通过合并重组、数字化转型、资本市场融资，正在成长为区域性金融巨头。

　　小型城商行过去还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位来寻求一方乐土，可接下来将会直面残酷的数字化竞争带来的降维打击。

　　答案或许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是否真正理解所在地区的经济特色，是否真正服务好了地方实体企业，是否真正控制住了风险。

　　数据截至2025年末，历史数据基于公开资料整理。文章基于一份可视化的城商行大数据研究报告改写

　　希望城商行与数据打交道的部门都能加入我们机构会员，共同迎接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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